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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南京街上的永清写真馆支店
1904年永清文次郎拍摄的奉天银器局（今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1901年春，日本人永清文次郎和俄国人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在今天的中街南、朝阳街东开办了永清写真馆（即照相馆），这是沈阳第一家照相馆。
永清写真馆的设立
永清文次郎，1869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柳川市。他15岁来到长崎市，师从于日本摄影界的鼻祖上野彦马，学习摄影技术，从事摄影工作。1894年，永清文次郎离开上野照相馆，先后在广岛市、柳川市、久留米市从事摄影工作。
在久留米市期间，他和摄影师、俄陆军上尉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相识并成为朋友。1900年春，他受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之邀，与其一同赴中国旅顺，在俄军旅顺要塞司令部摄影班工作。1900年11月，他又和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乘军用列车来到了奉天，在俄军奉天（沈阳）驻屯军司令部摄影班从事摄影工作。永清文次郎和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一起，在当时的奉天钟楼南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中街南、沈阳路北、朝阳街东，合办了永清写真馆。两年后，亚历山大?多古赞斯基回国，永清写真馆就由永清文次郎独自承办。
永清文次郎是第一个在奉天定居的日本人，他的写真馆也是当时奉天最早成立的唯一一家照相馆。
永清写真馆及其分店
永清写真馆店铺以及永清文次郎一家的住宅，从1901年到1934年撤离沈阳，一直位于钟楼南大街1-32，即今天的沈河区朝阳街和故宫东巷交汇处朝阳街东，占地面积大约为660平方米，其中一半是建筑面积。其他还有庭院、道路，地面全部铺有木砖。写真馆面向钟楼南边的大街即今朝阳街。店铺和住宅宽15米，进深7米，外边墙壁上贴砖涂浆，洋风平房。正门的旁边挂着刻有“奉天永清写真馆”的黄铜招牌。
1911年，在永清文次郎的援助下，永清文次郎的弟弟清藏在湖北省汉口市的法租界十三号开设了永清照相馆分店。
1912年，永清文次郎的哥哥淳一经营的永清写真馆铁岭分店在铁岭东大街开业。虽然名称是永清写真馆分店，但其实是完全独立的店。永清文次郎在分店开店之前、成立之后，不遗余力地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1919年，永清写真馆富士町（今和平区南京街）分店，在富士町四番地的富士町大道与北边的一条大道相交叉的拐角处建设，即今天的南京街与北一马路交汇处东南角。永清写真馆富士町分店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平方米。主体为钢筋混泥土的两层建筑，部分三层建筑。正面的大门上有三角形的装饰。墙外面贴有白瓷砖，显得格外雅致。
第一层是店铺和住所，面向富士町大街（今南京街）的店铺设有陈列窗，地板是用木块拼起来的，居住的房间都是纯日本式的风格；第二层是摄影棚，把等候室的面积也算进去的话，大概有80平方米左右；第三层是面积比较小的大厅，放着大规模的摄影装备。摄影棚是斜面式的，能够从北侧的窗户采光。整个屋顶的坡面与墙面的中间部分贴有玻璃。阳台位于建筑物的北、西两侧，在阳台正上方的墙面上能看见“永清写真馆”这五个字的浮雕。
虽然永清文次郎在新城区建设了富士町分店，但他自己却没有搬到新城区住。自从1900年来到奉天这片土地上之后，他就一直居住在城内。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就成为永清写真馆的总店。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两年后，永清文次郎的侄子在长春（伪满时期称新京）新开了一家永清照相馆新京分店。
永清文次郎与张作霖
永清写真馆开业之初，名流云集，生意兴隆。作为一名出色的专业摄影师，永清文次郎热情主动地为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等高级官员服务，和奉天上层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关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永清文次郎和张作霖交往甚密。张作霖进入奉天出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后，不久便知道永清文次郎的存在，并且委任他为自己的专属照像师，张作霖成了照相馆的贵宾，这是永清文次郎与张作霖的初次邂逅。
以后，永清文次郎就像张作霖的家庭成员一样，其亲密程度远超过单纯的专属照相师与顾客的关系，而且这种亲密交往持续不断。在永清写真馆陈列橱窗里，一直贴着张作霖的照片，照片上的张作霖胸前佩戴着闪耀的勋章，他的帽檐是立起来的，穿着军装的样子非常的威武。张作霖的照片与其他陈列着的样本照相比，明显要大出很多，而且照片是用金纸做的边。橱窗里还有张作霖与儿子学良、学铭一起拍的亲子照。
在奉天反日、抵制日货运动最激烈时，张作霖对永清写真馆始终给予特别保护，使其免于受到损害。1926年的某一天，奉天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周围，大约有三十多个士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围堵在永清写真馆前。附近居住的市民和路过的人们纷纷围拢过来，以为张作霖派军队过来，是要接管这家日本人开的店。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张作霖派兵是来保护永清写真馆的。据说张作霖好像不止一次地对永清文次郎说过，“我是决不会让永清大人的店里发生被人投掷石头这种事情的，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永清写真馆与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的前半生为记者，是明治中晚期日本新闻舆论界有名的“中国通”评论家。1907年，内藤湖南转任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成为京大中国学的学术带头人。他一生曾先后九次来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报界人士等有过许多接触和交往，而访书更是其主要目的。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1912年的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拍摄。这次他是受京都大学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的。内藤湖南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沈阳网红写真，整整八个星期，都埋首在崇谟阁内进行紧张的拍摄工作，在京大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下，共拍摄了一万张以上的胶片，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自从发现了《满文老档》等重要文献后，内藤湖南久存翻拍带回日本研究的念头，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地拍下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
《满文老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朝历史的编年文献，共180册，记载1607年－1636年间满清开国史事，是研究满洲开发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可以说，内藤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最早注意到《满文老档》史料价值的学者。它被拍摄带回日本后，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另有副本藏于日本满铁调查部白山黑水文库，对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大民族的文字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文、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殿中。此书按天文、地理、制度、风俗等内容细分为35部，是包括清代全国许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出产等多方面的辞书，既有语言学上的实用价值，又有历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
关于这次拍摄，也颇有一番曲折。奉天宫殿对外国人调查先皇遗物，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内藤到达后，先是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与奉天都督赵尔巽交涉，内藤又私人出面，以多年前旧识的身份，送了赵尔巽和手下的孙外交官厚礼，这样公私夹击，才得以进入宫殿拍摄。他们还谎称只是拍摄文字书籍《五体清文鉴》，而实际上则是先秘密借出《满文老档》，当全部拍摄完《满文老档》的4300张胶片时，立即还掉此书，又借出《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合计照片数有5300多张，两者照片总数达到9600多张（去除重拍的部分）。内藤湖南在所著《奉天访书谈》和《奉天访书日记》中都无所顾忌地写下他于1912年在日本政府各方面支持下，使用向官员行贿的手段，偷拍奉天宫殿内贵重古本书的实情。
永清文次郎与来奉天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见面，是在1905年8月11日。永清文次郎深感内藤湖南中国学的造诣之深和对研究的执着认真，而令其欣慰的是他的照相技术多少能够对于湖南的实地研究起到一些作用。
关于照片的拍摄和显影问题，在1905年和1912年沈阳网红写真，永清文次郎与内藤湖南进行了两次交流。内藤湖南拍摄的近万张照片的显影，在永清文次郎帮助下，在永清写真馆等照相馆完成。当时的奉天城照相馆很少，仅有的几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中，永清文次郎的摄影技术水平是最高的，没有永清文次郎的帮助，内藤湖南的拍摄就会非常困难。可以说永清文次郎是内藤湖南使用卑劣手段拍摄沈阳故宫珍藏清朝史料的技术帮凶。
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文档案文书，是内藤湖南一生访书收书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满蒙史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事件。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1929年12月28日，因为肺炎，永清文次郎在中国奉天日本红十字会奉天医院死亡，那年他61岁。永清文次郎逝世的第二年，满铁奉天附属地新市区内的富士町（今南京街）四号的永清写真馆富士町分店就关门闭店，据说是永清文次郎的儿子投资股市交易失败而倾家荡产。1933年雇佣中国人继续经营的城内钟楼南大街的永清写真馆总店也停业关门。1934年春，永清文次郎的儿孙们终于偃旗息鼓，从奉天返回了日本。永清写真馆在奉天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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