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主播黑米粥写真照-冀派作家 · 梅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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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驿

MEI YI

冀派作家· 梅驿专辑

梅驿简介

梅驿创作谈

《生活的馈赠》

梅驿访谈

金赫楠 梅驿《小说的“向内”和“诗外”》

梅驿作品

《晕床症》（短篇小说）

梅驿研究

李蔚超《妇女的梦中之魇》

李 浩《值得思忖和追问的“女性生活”》

刘诗宇《苦与乐的“辩证法”》

梅驿简介

梅驿，原名王梅芳，1976年出生。作品见于《十月》《花城》《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出版有小说集《脸红是种病》《空房子》。曾获《十月》青年作家奖、《中国作家》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小说多次入选河北文学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第三届十佳青年作家。

梅驿著作

梅驿创作谈

生活的馈赠

我的小说集《空房子》出版后，有朋友跟我说，我更喜欢你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前段时间，我写完一个短篇，请一位我特别尊重的老师指点，他回复说，这也许是你目前写得最好的小说……我理解，两位师友是一个意思，就是我写得比之前好那么一点。这种鼓励让我很开心。

仔细算算，写小说也快二十年了。题材原来集中于工厂，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改变后，我开始尝试将笔触放置到其他领域。记得有一次，报社的石雅彬让我谈谈对女性题材小说的认识，我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我小说中的主角大多都是女性。这是不自觉的。多半是素材需要和方便叙述。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我的思维偏窄。这让我有些沮丧。

一个小说生发之初，会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缥缈而又美妙的远景，要奔着这个远景去，可写着写着，发现这个远景没有越来越近，而是丢失了或者走形了。这其中，也许我发现了其他的美妙之处，甚至比当时想象的还要美妙，这就属于天赐了，我自然会改弦更辙，另起炉灶。另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什么美妙可言，一切都是我的臆想。这种情况发生多了，我想过解决这个问题，发现大约是无解的，因为即使提高了各种思想认识，增强了各种文学素养，被过多理性构建出来的小说也会少了许多婉转、混沌和多义的趣味。

我就是在师友的鼓励和时不时的怅惘中，在一次次试错的过程中，摸爬滚打地写了这么多年。这完全是一个人内心的搏斗，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但也因此，我的生活丰富了许多。说起来，我应该感谢文学，不在于文学给了我多少外在的东西，实在是文学让我内心获得平静，让我体味到生命的意义。

话反过来说，写了二十年小说，虽然我只是进步了一点点，但只要有进步，我就算没有白写，而如果说我这几年的写作只限于女性视角，也不完全是坏事，最起码我可以在这个方面更深地去挖掘一些可能，又或者，写作是如此折磨人的一次次崩盘又一次次复盘的过程，但这其中千帆过尽、柳暗花明的那一刻又是如此迷人，绝非其他任何物事可以比拟……

这是小说给我的馈赠，也是生活给我的馈赠。

梅驿访谈

小说的“向内”和“诗外”

——金赫楠、梅驿文学对谈

●金赫楠 梅驿●

一

金赫楠：我最初读你的小说是《脸红是种病》，印象很深，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角度选得很独特，女性心理描摹很细腻。此后开始关注你的小说创作，包括近些年的工厂题材、女性题材的小说，很多我都读过。

梅驿：你提到的工厂题材、女性题材，这也算我创作的一个过程，随着经历和阅历的不同，创作观念的不同，我在小说中涉猎的场域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我有过十几年的工厂生活经历，日日沉浸其中，也经历企业改制等波动，久而久之，就有写下什么的冲动。但是工厂题材容易枯燥，也容易写得过实，在叙事策略上，我有意选取小而锐利的切口，再展开有意味的细节，最后，从荒诞中提取到我想要表达的深意。

金赫楠：“小而锐利的切口”、“有意味的细节”，的确，从《班车》《位置》《结算》《守护》到“澡堂”系列、“动物”系列，在数十篇工厂题材的小说里，明显能看到你对老牌国企内里规则和潜规则的荒诞化处理，对那些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既有秩序中不合理因素的讽刺，而这些荒诞化和讽刺大都是通过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文学细节展现出来的。我想起“澡堂”系列里《你见过张希兰吗》中，女工张希兰对“洗澡”这件事的执念，以及执念背后饱受创伤的内心；还有在另一篇《烟囱》里，“洗澡”这件事成为了笼罩在女工们头上的巨大阴影，“看”与“被看”的性别秩序在此时此地被凸显出来；而《干部家属》中围绕澡堂更衣室所发生的干部家属间、其实更是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揭开小说中这家大型生化国企中的职场生态和人性情状。

梅驿：“洗澡”系列，是先有了“张希兰”和“烟囱”，再有了“干部家属”。你觉不觉得，一件纷繁的难以理出头绪的事情，如果从一个简单的细部去斟酌，真相反而容易涌出水面？“洗澡”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选择的一个角度。几年后，我当编辑，编辑过一篇散文，文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在旷远的草原上，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赤身裸体地奔跑。王力平主席在《静夜思》中，提到一个观点，大意是罗丹的《思想者》何以是裸体的原因，盖因在毫无束缚的空间下，人的思想才会驰骋。我想说的是，人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赤裸的时候，不仅仅人与人的关系都更为凸显，人与自己的关系，人对自己的审视，也更为彻底。

金赫楠：我读到这几篇小说的时候就想，“澡堂”这个角度的选取太绝了，亏这个作家怎么想的出来的！可能当人们赤裸相见的时候，很多东西反而更被凸显，巨大的戏剧和人性张力就在这里产生了。你读过刘建东老师的那几篇工厂系列小说吗？它们都收录在一个小说集《黑眼睛》中。你们在写工厂题材时有一个相同点，他的炼油厂系列你的制药厂系列，围绕车间、班车、公共澡堂、装置设备.....但其实，这些都是背景，小说中的那个大型工厂是你们展开人性、人情剖析的场景和叙述策略。

梅驿：读过。我很喜欢刘建东老师的《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等小说。对，这些都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就是你说的背景，小说的中心还是人，工人是这些人物的身份，他们更是人。

金赫楠：其实同乡土题材相比，工厂小说总体上是匮乏的，回溯一下现代以来的新文学，相比于浩瀚的乡土文学文本，以工厂生活为书写对象和背景的小说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相距甚远。可能和几代写作者们普遍的经验领域有关，毕竟，大部分作家出身乡土，他们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切实的农村生活，成年后求学就业离开家乡，但很多人写作时在精神上还相当程度地浸润在往日的乡土经验中，不用特意去体验生活。而工厂题材的小说，需要写作者真正了解、理解这个领域、这个人群，这可能是有难度的。

梅驿：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要依赖个人经验。工厂小说匮乏，我觉得原因，一是工厂那种机器轰鸣、粉尘遍地的环境很难锻造出作家，换种说法，能将工厂经验转化成小说的人比较少。另一个，国企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工厂，在现阶段，在写字楼、快餐店、网红打卡地等等充斥的市场主体中，存在感在降低，沉浸其中的工人的喜怒哀乐变得扁平，难有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在工厂领域写作成功后，华丽转身的原因。脱离工厂去谈工厂，是空洞的。

金赫楠：对你的工厂题材小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前面我们谈到过小说中绝妙的讽刺。但，什么时候讽刺是最有力量的？我想，深刻的批判与讽刺，一定是当它与深沉的理解和体恤结合的时候，才是最有力量的。当小说家以自己精准的眼力和笔力，让那些潜身于日常生活混沌、毛茸之中的可悲、可笑、可叹都淋漓显形的时候，写作者此时此地应持有的情感立场是什么样？我以为网红主播黑米粥写真照，当是巨大的悲悯和深刻的理解，它才能把小说中前面的那些尽显才华的巧妙和犀利最后托住。你这些小说中，入木三分的“透”是有了，这一层悲悯和理解我觉得是不够的。

梅驿：跟我想的一样，应该是理解、体恤笔下的人物。年少时，手里拿的是手术刀，及至成熟些，手里才能换成缝衣针。虽然两者都闪着寒光，但一个是解剖，一个是缝补。一个需要锐气，一个需要悲悯。我也是近两年才好好思忖这个问题，以前的写作多少有些“取巧”，视角的巧妙，巧是巧了，妙也妙了，但让读者感到单薄，没有余音，就不算成功。

金赫楠：后面读到你这本刚出版的小说集《空房子》的时候，和工厂系列相比，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不同。这本小说集里收录的小说，有的之前发表时读过，有的是第一次读，大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女性视角。那些工厂题材的小说们，虽然那也是你曾经亲历的生活，但读来还是有一种感觉，作者是在外部来观察、审视和表达那些人和事。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外部”感，小说的巧妙、齐整都能得以实现。而《空房子》里的多篇小说，更有一种“内部”感，我在阅读时总在想，梅驿写这篇是怕是充分代入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有时还会感觉到，对自己所写下的某个人和事，你似乎还没想明白、想透彻，人物的困境你也无能为力。

梅驿：我把你说的“内部”感理解成一种肯定。谢谢你的肯定。这样的肯定我从别的评论家和读者那里也听到过。说实在的，写工厂时，我大约还属于自发写作，这几年，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许多问题。小说不能没有承载，这是小说的社会性和功能性问题，但如何承载，如何在承载的同时让读者产生共情，是我常常要去想的。你说的“内部”问题，指的应该是小说更为贴近人心。小说本质是“向内”的，“向内”探寻人心最深处的隐秘，复杂，混沌。我最近的小说《晕床症》《秘境》《并蒂》等都试图通过某种叙述策略，像个䦆头一样挖出看似干涸的心底里的一点泉水来。至于在小说中，我对人物所处的困境有没有办法解决，我想，作为作家，我们只负责发问，不负责给出标准答案。因为，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二

梅驿：你觉得我的小说以后该如何扬长避短，有所进益？

金赫楠：哦，我会建议小说家“功夫在诗外”。广泛阅读和思考大人文，转回来再去理解、表达同样的那件事、那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你的技术很纯熟了，角度每每也刁钻，套用一个围棋术语，只“厚味”稍欠一点。

梅驿：可能“厚味”就来源于“诗外”。

金赫楠：除了广泛阅读，我很认可深入生活这件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生活在生活之外，但阶段性深入到他人的生活场景中，切身感受他人的喜悦和困境，对重新认识自己是有帮助的。我有半年的深入生活经历，我的感受就是，这可以将自己部分打碎，然后重塑。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中以后，即便继续去写自己之前习惯熟练的题材，但你已经变了，你的目光和角度有了调整，这个时候你写下的旧题材可能也是有新意的。这种阶段性“生活在别处”的经历还能大大增强写作者“理解他人真理”的能力——而这本来就是文学介入生活的基本特质和独特价值之一。

梅驿：我也觉得深入生活很必要，作家对生活的敏感度要比其他人高一点，在其他领域生活一段时间，就很容易激活原来那些看似已经“蛰伏”的疲塌塌的经验，收获灵感。没有跳出，就不会有重新进入；没有重新进入，作家就还是原地踏步的作家。

金赫楠：那你感觉，自己当下写作中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困惑和焦虑是什么？

梅驿：题材狭窄，我觉得我能驾驭的范围有些窄，像你说的，还是经历和阅历有所受限，视野不够宽阔。还有，我这两年非常痴迷短篇。王安忆主编的那几辑短经典是我的案头书。我脑子里有几个想写的短篇，我觉得我不缺“创意”，缺“升华”。短篇太迷人了。有限的篇幅，容纳那么多。而且，人生就是由一个个小小的悲欢、小小的感怀、小小的体悟组成的。短篇很难写，昆德拉说，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是啊，短篇就是要有灵光一闪的发现。我最近在读以色列作家奥兹和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小说。很久之前，我想写个小说，一个中年男人，发现自己离异的女儿被自己多年的好友诱惑，很可惜，我没写成。直到今年，我发现奥兹早就写了一篇类似的小说，而且，我发现他写得比我想象的高明得多。奥兹虽然写的是人的特殊处境，但绝不像有的作家那般用力，用的还是俗常口气。太厉害了。

金赫楠：这即是咱们前面谈到的无新事和有新意吧。

梅驿：是的。志贺直哉是用那种非常简朴的语言写日常生活，但风雷隐隐。他和卡佛不同，读卡佛需要机警，读志贺直哉需要耐心。结果是，读完两个人的小说，都会给我留下一声叹息和长久的回味。还有，我还喜欢向田邦子、厄普代克、陶尔，都是短经典系列。你呢？我觉得你的阅读范围比我大得多，我想问问你平时喜欢读什么书，最近在读什么？

金赫楠：虽然一直在读小说，经典小说和当下文学现场的小说，工作使然，但我现在可能更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类的读物，非虚构类的随笔。我这两年的阅读，一是重读，比如《红楼梦》、《笑傲江湖》、《1984》、《三体》，今年上半年重温了鲁迅和萧红。反复阅读一部作品的过程其实也是和不同时的自己再次相遇的过程吧。除了不断丰富和深入认识这部作品，也是对自己认知的更新和深入。从这个角度说，经典的流传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一代代读者再反复阅读中逐渐附着于它的的东西。

梅驿：从《笑傲江湖》中，你吸取到了什么？或者说，《笑傲江湖》吸引你的是什么?

金赫楠：很有趣啊，不同年龄段能读出不同的趣味。我对“权力”最初的认知好像就来这本小说，还有最初的理想人格好像也来自令狐冲，呵呵，不要小看金庸小说哦。

梅驿：我感觉到，你在从事评论创作中，状态是松弛从容的，这大概来自你不同领域的阅读积淀。最近在读什么？

金赫楠：我最近在读《苏轼十讲》，苏轼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古代文人，就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苏轼穷尽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切可能”。《苏轼十讲》把苏轼作品与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十个主题串联起苏轼丰富的生命历程，在我读过的关于苏轼的阐释作品中真正的生命细剖和文本细读的最佳结合。

三

梅驿：我读你的文学评论，发现你对作品既有历史观，又会将作品置身于现实这个场域，对文本的分析，又会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我想知道，评论家最注重一篇作品的什么特质？

金赫楠：虽然有一些公认的基本标准，但不同评家关注的点还是有很大不同吧，差异其实不小。我们开研讨会或者评选推荐作品时没少发生争论，正所谓文无第一吧。在我个人的趣味和标准中，一部好小说首先要会讲故事，我特别赞同铁凝主席所说，小说所呈现的应该是思想的表情。所有深刻见解、深邃思想，如果在小说的名义下，都应该附身于一个好故事。当然，只有故事肯定是不够的，好作品是丰富和有层次的，精彩故事之下确实要与更深的思考和讨论，戏剧张力背后还要有人性张力。当然，作为评论家可以这样去分层和阐释，但表现在一部作品里的思想和故事应该是浑然一体、自然而然的。我觉得一个小说家传达自己思想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弥散在故事、人物和叙述中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那种说服力和可信度。我们阅读一部小说，它总要首先让我们相信，相信文本中的人、事和情感，相信人物的选择与被选择。小说的基本属性固然是“虚构”，而令读者相信、进而受到感染才是小说的讲述目的吧。

梅驿：我认可你说的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弥散在故事里。我补充一点，小说里演绎“故事”的逻辑是自成体系的，也就是说，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故事”搬进小说中，必定会以不同的样式呈现出来，此“故事”非彼“故事”，小说有自己的叙述逻辑，不然，就成了“故事会”。这个逻辑就来源于作者的思想、认知和趣味。这本质上还在于小说是呈现的艺术，既要有形式，又要有内容，好小说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我当编辑，给作者回审稿意见，作者跟我辩解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啊。他们不知道纳博科夫说过一句话，“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永远也不要把小说当一个真人真事来写，因为小说是艺术，而“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

金赫楠：有些小说，一看就能感觉到它是照着某个刊物的口味写，甚至对着某个文学奖写，我就一点兴趣都没了。

梅驿部分获奖荣誉

梅驿：对，不迎合，是作家的基本素养。你之前的评论作品，涉猎面很广，观点也很尖锐，比如，你会评论“易中天现象“，你会批评某大评论家的观点，展现出了一个青年评论家的头角。这几年，我感觉你好像对某些文体宽容了些，是这样吗？

金赫楠：是啊，打个不适当的比喻，年少初恋时我们总容易求全责备，而中年人的情感则会包容很多，呵呵。

梅驿：嗯，什么都不完美，还能要求创造出来的小说完美嘛。

金赫楠：我一直在物理和心理意义上成长，我的经验和阅历在增加，伴随这个过程，我对文学写作这个事、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赏鉴、判断和评价肯定也会有变化。我现在深深觉体会到，切身经验这东西太重要了，一个人的理解力、共情力，非经一定的岁月和经验打磨，是肯定不够的。一个写作者他的才情可能很早就显露锋芒、惊艳出场，但那远不足以成为写作长久的倚靠。认真生活，认真和真诚地感受和表达生活，认真和真诚地面对自己，永远是咱们这个行业必须的吧。我要求自己尽量在写评论时说真话，以前有点苛求的批评是真话，现在的宽容也是真话。还有就是，我现在看自己以前写的有些文章是其实很汗颜的，那个时候真是生猛，有点无知者无畏了，比如对先锋文学和现代派，我的一些观点发生很大变化，更年轻时那时体会不到世界的荒诞，先锋文学的好处体会不深。

梅驿：不悔少作，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年轻时就要有年轻时的锐气和勇气，中年时就要有中年的沉稳和缜密。不过这让我对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当时觉得你是科班出身，你的作品也有学院派的痕迹，而现在，我发现，你的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个人经历和阅历。这和作家在某方面是相同的。

金赫楠：前面你提到批评家看中的小说特质，我用具体的作品来举例吧，我们暂且不抬出那些经典来，就说说我对两部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的阅读印象。你看过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吗？

梅驿：《平原上的摩西》我看过。当时的感觉很惊艳，个人琐碎的庞杂的日常堆积出一个惊天大案来，人物命运隐于其中。给读者的震撼是，真相是这么容易被淹没，人是这么容易被淹没。结构形式是多线条汇集于一个细微的点。

金赫楠：两位80后小说家，站在子一辈的视角和视野中，回望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更是回望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艰难历程，故事讲得或荡气回肠或克制精炼，都回味悠远。春节这两天我刚看了《摩西》改编的电视剧，能感觉主创们很用心，但效果似乎不算很理想，这个小说的叙述方式就不好改。你记得吗，整个小说不是线性叙事，作者安排的是多视角叙事，和案件有关的几个人依次分章节用第一视角来讲述自己眼中的事件。而唯独这个案件的嫌疑人，李师傅，他没有走上前台自我讲述，他的一切，性格、履历和在案件中的角色，都是别人讲述的。我认为这种处理是小说最厉害的地方，真正的漩涡中心反而是失语、沉默的，他一直被讲述，而这正是李师傅所代表的国企改制中下岗、在时代进程中被甩出去的那群人。

梅驿：对，主角没有讲述。正因为没有讲述，读者才会反复思忖这个人。留白留得好。中篇小说对结构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太单一了不行，空间感不够不行，层次感不强也不行等等，这些叙述策略都得考虑。而且，失语和沉默也代表了这些底层人物的现实处境。

金赫楠：是的，双雪涛的叙述语言特别克制，很多留白，但这种克制反而令读者心潮澎湃，感慨良多，我自己经由阅读这小说也第一次回想起那个时代，我们亲戚以及父母的朋友里也有企业下岗的，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一段艰难岁月，怎么挣扎和承受？以前从未想过这些。这才是一个人的故事，自然而然串联起一群人、一代人的命运。

梅驿：双雪涛的《杨广义》，是一篇很少被评论界提起的作品，但我很喜欢。这篇作品容纳了关于“侠义”的一种社会理想。最近读《游侠列传》，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现在的“侠义”已演化成一种情怀。

金赫楠：这篇我还没看过，我尽快找来读一读。以后咱们遇到好作家好作品，多多相互分享。

梅驿：好啊，多分享。对了，你的文学评论观是什么？前段时间省文联组织的“文学评论之夜”的直播中，我听你在回答提问时说自己写文学评论时“不仅要我注六经，还要六经注我”，展开说说。

金赫楠：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文学评论是依附于作品，仅仅是为了阐释作品。文学评论和小说、诗歌、散文一样，都是文学写作的某一门类，都要在写的时候追求行文的漂亮、语言的辨识度、思考的深入和表达的精准。小说的素材是生活，但写小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和解释生活，还有更重要的小说家的自我表达与输出，同样，评论家写文章也不是为了给作家作品服务，而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在这种自我表达中，有时被评论的作家作品就是评论家借此展开自己观点和论述的素材。我写过一个文章《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就在讨论这个话题。

梅驿：评论不依附于作品，也是评论家对社会和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很好，评论本就是独立的艺术体裁。最后还想问你个问题，你对女性题材在整个文学界的存在怎么看? 说得更严谨点，就是女性视角问题。我最近的小说，《终身》《羞耻》等，不知不觉都选择了女性视角，评论家李蔚超老师对我小说的评论，题目干脆就叫《妇女的梦中之魇》，真的是以女性写女性。我觉得不必遮蔽女性视角。

金赫楠：我个人非常珍视女性视角，其实它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提供了一种解读的新意，它的兴起本来也是“人”的重新发现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学、女性视角曾经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阐释角度和文本范式，但这些年似乎被提及的不多了。北师大的张莉老师有一本新书《我看见无数的她》，她选取了张洁、萧红等一些现当代文学中的女作家，在女性视角下重新来看待和解读她们的作品和她们的人生，这种重读，似乎让女性视角重新回到了当下文学的视野中，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梅驿：好，我找来读读。现阶段的女性，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性别角色，她们面临着打破传统意义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她们自己身上又存在着天然的弱势，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女性解放所能囊括的。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有极大的阐释空间，我愿意用我的笔触去探寻这些奥秘。

——原载《当代人》2023年第11期

梅驿作品

晕床症

（短篇小说）

●梅 驿●

一

“新生群”里又在讨论开学装备的问题，还有家长晒出的购买清单：Nike鞋、BP宝缔防晒霜、驼峰大容量水壶、“苹果”手表……杜茜退出群，检视自己给祝小乐买的东西，贵人鸟运动鞋、曼秀雷敦防晒霜、富光水杯，跟人家比，低了几个档次。有什么办法，加上拉杆箱、床单、枕套，光这些零碎就花了她一个月工资。手机、耳机，又是一个月工资。电脑，两个月工资。而一年只有十二个月。

祝云涛陷在沙发里。

沙发上混乱不堪。祝云涛屁股压着的那一块凹了下去，左边是他的毛巾被、枕头、T恤、书，右边是毛巾、袜子、烟，茶几上是一个常年开着的笔记本电脑，一旁是书、纸、笔、茶杯、打火机、烟灰缸。祝云涛正在录视频。每录一次视频，祝云涛就要把沙发搞乱一次。他每天都要录，录完了“祝馆长讲《论语》”，再录“祝馆长讲《庄子》”。这个“馆长”是他自封的——他哪有“馆”，只有这一张沙发。

他们家很明确。沙发和茶几那部分领域是祝云涛的。杜茜收拾房间时，会提醒祝云涛，收拾收拾你的窝。祝云涛也收拾，可第二天照样乱糟糟。刚开始，杜茜还生气，还帮他收拾，时间久了，就自动忽略了那一部分空间，就像忽略了卫生间水池子下面那个角落一样。

没错，那张他们结婚时买的布艺沙发就是祝云涛的窝，祝云涛在那张沙发上睡了十二年了。他们家的客厅不大，沙发也不大，好在祝云涛身高只有一米七多一点，也不算太胖，容纳他绰绰有余。那个年月的沙发制作得结实，垫子比较厚。沙发巾是杜茜一针一针钩的。杜茜都不敢相信，自己曾经用一根钩针钩过那么多东西。那是二十五岁那年秋天，她买了好几斤白色开司米，下班后在自己宿舍里钩的。盖茶盘的、搭冰箱的、罩电视的，都钩完了，最后钩沙发巾。钩沙发巾最耗时，她记得整整钩了一个月。钩完，她和祝云涛结婚的日子也到了。而自从祝云涛把沙发当床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几块洁白镂空的沙发巾。奇怪的是，茶盘盖子、冰箱搭子、电视罩子这些她亲手钩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见了。

现在，祝云涛屁股下是一张凉席。夏天，这张使用多年的、垮塌塌的凉席替代了沙发巾；冬天，祝云涛妈给这张沙发定做的花棉褥会替代沙发巾。祝云涛妈来送这个花棉褥时，脸上比这个棉褥上印的花还斑驳，杜茜在一旁静静等着，她早就在等这一刻。她要让他们一家都知道，祝云涛这么多年就没有出去工作过，也没有给家里花过一分钱。可祝云涛妈给沙发铺好花棉褥站起身来时，像变戏法似的，脸上变得平展展的，她什么都没说，走了。

没有祝云涛妈做引子，夫妻俩也吵。吵够了就不吵了。他们都是有些修养的知识分子，不做太多的无益之事。

此时祝云涛还陷在沙发里。像十二年前一样，陷在沙发里。

杜茜走到沙发跟前，盯着祝云涛脑袋顶上那个旋，说：“过几天，小乐就开学了，你给他买块手表吧？”

旋没了，一张多年来毫无变化的脸出现在她面前，声音也没变化：“好，我录完就去买。”

杜茜走开了。

祝云涛不是不买东西，也买，只限于自己使用，用录视频赚来的钱。都买最便宜的。比如裤子，他会买二十元一条的，一条能穿五年；比如理发，他会去街边树林子里找露天剃头的，一次五元。有一回，祝云涛正饶有兴趣地跟杜茜讲他在树林子里剃头时遇到的几个老头，家里座机响她去接，对方是个女的，找祝总编。她愣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找祝云涛。她听到自己说，你打错了。放下电话，她看着顶着光秃秃新发型、陷在沙发里的祝云涛，没法想象这个人就是当年在《新市经济报》做到副总编的那个人。

祝云涛读中文系时，就颇有才名。别的中文系才子都是创立了什么文学社之类的，祝云涛不是，他创立的是新闻社。在教学楼大厅竖起一米多高的牌子，上面贴“一周见闻”。遴选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时事新闻之类的内容，是新闻社其他人员来做的。热点追踪、深度剖析的内容，只有祝云涛做得了。他从中学时代就关心国内外形势，又有社会学、经济学的底子，再加上中文课程练就的文字功底，他写起这些来，又透彻又犀利，吸引了很多师生观看。当然，这是杜茜后来听祝云涛讲的。多年后，看美国电影《聚焦》，祝云涛在沙发上窝不住，一会儿直起身来，一会儿又颓然后仰，是杜茜亲眼见到的。杜茜还听祝云涛在他录的视频上讲这部电影，他说他觉得这部影片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媒体的力量突破重重障碍得以彰显，而在于一个人实现社会理想的艰难。幸亏他和听众不是面对面，他看不到他们对于他不合时宜地乱发感慨的反应。

大学毕业后，祝云涛应聘到《新市经济报》，先是当东跑西颠的记者，写豆腐块小稿，三年后升任新闻部主任，速度快到让人嫉妒。嫉妒也白搭，祝云涛的胆识和脑子不是人人都有的。石家庄一个开花店的卖花姑娘要骑自行车去西安看大雁塔，祝主任给她开了个专栏，叫“杜杜走单骑”。那年月，有勇气实践这种肆意活法的人还少，更何况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人们都争着买《新市经济报》跟踪着看，像看连环画一样。卖花姑娘也不负众望，单人单骑，搭帐篷、住夜店、品尝小吃、游赏美景等等，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写，诗文书画，全套。《新市经济报》很是火了一阵。

杜茜就是那个卖花姑娘。

其实，杜茜当年骑车去西安是为了跟父母赌气。没想到，这气赌得，简直是乾坤大扭转。一个多月后，那个专栏结束了，祝主任很欣赏她，把她推荐到《新市青年报》写另一个名叫“十里春风”的专栏。这个专栏写完，赶上一次招聘，她成了《新市青年报》的副刊编辑，是合同制。而这个时候，祝主任已成了她的男朋友。她先动的心。那阵子，她正备考自学考试，时间宝贵，每天晚上看书时，眼前头晃他的面容。她告诉自己，考试重要，考试重要，他的面容还是不走。她拿着自己写的十几期“十里春风”专栏去找他，名义上请他指点，实际就为了见他一面。最后是他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这专栏快写完了，到时，我们怎么见面呢？”她的心怦怦跳，低下头不敢看他。他说：“你做我女朋友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见面了。”她惊讶地抬头看他，他眼里亮晶晶的。

热恋时，他曾问她，以你这么胆大包天可以一个人骑车去旅行的姑娘，怎么就不敢和我表白呢？她气得打他。双方父母都认可。他俩结婚，算是业界很让人羡慕的一对。那时候，祝主任已离开新闻部，又往前跨了一大步，任《新市经济报》副总编，正是事业上升期；她也拿到了汉语言文学自考的本科文凭，跟《新市青年报》又签了一次合同。

信命吗？朋友们聚在一起时，总问这个问题。杜茜信。命是无法绕开的，她能绕开祝云涛吗？绕不开。祝云涛能绕开他自己的命吗？也绕不开。多少次，祝云涛都在饭桌上、枕头边跟她做规划，他们报的总编过几年就退了，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总编，届时，他要整刊，社会新闻版要加强，深度剖析要跟上，让《新市经济报》上一个台阶。她呢，安安生生做副刊编辑，把家照顾好。谁知，他们的人生列车很快就脱离了既定轨道。那几年，国内忽然冒出一些假货，有人专门打假，《新市经济报》做了几次打假新闻。那个念头是如何从祝云涛脑子里冒出来的呢？杜茜不得而知。她知道的是，祝云涛好几晚上辗转反侧，一个早晨，他做了决定，他要辞职，专门写书，书名就叫《打假人》。杜茜疑虑重重，用他多次给家里做的未来规划来劝他，他一句都听不进去。

（法国）莫泊桑《贝勋斯朋友》

和杜茜跑西安一样，祝云涛也是单人单骑，不同的是，杜茜是风花雪月的行程，祝云涛是为了更高的理想。他坐火车南下北上，采访观察，饥餐渴饮，耗时两年，把《打假人》写出来了，二十多万字。那是异常辛苦的两年。杜茜扫地时，扫出的都是祝云涛的头发，她把笤帚上的头发择下来，洗好笤帚，再扫，还是一笤帚头发。书稿拿到和祝云涛签有协议的那家出版社，谁也没想到，出版社换了领导，新领导觉得这本书出版意义不大。祝云涛又找了好几家出版社，他们像是长了同一张嘴巴，说出的话一模一样：出版意义不大。

写书两年，光跑出版就跑了一年，还出不了。祝云涛死心了。

第四年，祝云涛去了一家文化公司，从职员做起，后半年，成功策划一项大型文化活动后，他被提拔当了副总。公司副总多，加上他，三个。他觉察到这家公司管理上存在问题，还没待建言献策，就被人事部门通知去财务领薪水。不到发薪的时候被通知领薪，他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不明白原因。好几天后，他听到一个消息，提拔他当副总的那个总也被扫地出门了。

第五年，祝云涛经人介绍，给一个机构写小剧本，不署名那种。有关青少年安全系列的。他拿到手的是二十九个小剧本，每个五千来字，价钱是五百元一个。按说，这种小剧本对祝云涛不算个事，写起来才知道，比想象的难很多。他天天到小区广场，有时坐一个三轮车上看孩子们玩，有时下场替孩子们捡球，有时给孩子们的爷爷发烟，请老人家说东道西。他共写了十五万多字。试拍是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家庭里，大机器一支，小演员一上，他坐在后头，把烟一抽，心里很是惬意。可小剧本只拍了一个。后头的，据说是制作方经费出了问题，没有拍成，讲好的报酬也就没有给，只给了五百元。他拉下脸去要了两回，无果。

第六年，祝云涛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培训公司，教授国学。前半年，培训公司运营困难，后半年很有起色。得说，祝云涛踏实了许多，租场地、聘人员、撒广告、招学生，一步一个脚印。也是很突然，一个周六上午，祝云涛正在给孩子们讲《诗经》，教室里闯进来几个警察，众目睽睽之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诵读声还在教室上空飘荡，祝云涛被带走了。

在羁押所，祝云涛才得知，和他合伙办培训公司的朋友是个传销头目，这家培训公司白天是教室，晚上是秘密集会的据点。

第七年，祝云涛开始在家工作。所谓在家工作，就是开了个“祝馆长讲某某”的“馆”。最初发布的是博客的文章形式，后来变成微信公众号上的音频形式，再后来，变成视频，每天发一段，开通打赏功能。祝云涛很能坚持，也算与时俱进，内容是从《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论语》到《庄子》。有一阵，杜茜听着沙发上祝云涛滔滔不绝的声音，很害怕他是自说自话，她留心听了几次，发现还是有独到之处的。祝云涛很圆融，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智慧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讲，颇有些以古为鉴、古为今用的意思。可几年过去了，祝云涛借此挣到的钱还是只够自己的粗茶淡饭。

信命吗？朋友们聚会时，还是会问这个问题。杜茜信。尤其信。

一个晚上，杜茜做了几个菜，干炸带鱼、双椒炒肥肠、馏肝尖，都是祝云涛爱吃的。她帮祝云涛接了个活儿，给一个企业家写传记，报酬先给一部分。而之前有几次，祝云涛拒绝了类似的活儿。这回，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接的。那年，《新市青年报》裁员，她虽没被裁下来，可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奖金还减了很多。祝云涛一边吃一边听她兜兜转转地讲，讲完了，他也就停了筷子，说：“不行，这活儿要干你干，我不干。”杜茜急了：“人家找的是你。”祝云涛说：“那我去辞。”杜茜说：“你这么清高有用吗？清高能当饭吃？”祝云涛说：“我不是清高。”杜茜说：“那是什么？倒驴不倒架？”祝云涛没理她。

杜茜赌气睡了。祝云涛喝了点酒，估计也是想缓和一下气氛，上床后，趴在了杜茜身上。杜茜心里厌烦，甩了一下身子，又觉得祝云涛可怜，复摊平了身体，可运动起来的祝云涛满嘴的浊气，让她一阵晕眩，她把头扭到了一边。祝云涛感觉到了，把头扭到了另一边，他们各朝一边别着自己的脑袋，僵持了一会儿，事情不了了之。

第二天晚上，祝云涛借口自己抽烟太凶，把自己的被子枕头一股脑搬到了沙发上。家里只有两个卧室，一个他俩住，一个祝小乐住。他不能跟小乐住一屋，一是他抽烟，二是他熬夜。刚开始，杜茜觉得祝云涛也就是撑撑面子，谁知道他在沙发上一住，就是十二年。

总结一个人的前半生，竟然这么容易。但跟孩子解释就没那么容易了，小乐问杜茜为什么让爸爸在沙发上睡，杜茜让他去问祝云涛，她倒要听听祝云涛怎么跟孩子说。没想到祝云涛用三个字就解决了问题。

祝云涛说：“爸爸有晕床症。”

小乐问：“什么是晕床症？”

祝云涛说：“你知道晕车、晕船吗？爸爸晕床。”

小乐问：“就是说你上了床就发晕？”

祝云涛说：“是的，就像在什么地方漂着一样，睡不着觉。”

小乐不问了。那时候，小乐也就七八岁吧。

晕床症。杜茜偶尔会想到这个词。是个好词。糊弄七八岁的孩子没问题，可孩子总归会长大，好在，长大后的孩子也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他习惯了晚上沙发上躺着他的父亲，白天沙发上坐着他的父亲。

现在，深陷在沙发里的祝云涛摘掉耳机，站起来，抖了抖屁股，套了件T恤，出门给小乐买手表去了。

二

送祝小乐去学校，开了一天车，杜茜真是累了。祝云涛不会开车，在后排看手机。很多现代生活的技能，他都不会。饭倒是会做，也不经常做。今天，看杜茜踢掉鞋子，一头倒在床上，他去做饭了。做之前，先打开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点出一个郭德纲相声。

吃饭时，祝云涛看到餐桌上他买的那块电子表，惊讶地问：“没给小乐装上？”

杜茜不想说话。累。也懒得解释。

那天，深陷在沙发里的祝云涛起身去给祝小乐买手表，买回的是一块简陋包装的电子表，目测不会超过二十块钱。杜茜动都没动，赶紧从网上给祝小乐买了块卡西欧手表，带蓝牙，带MP3。就这，估计也刚够祝小乐的要求，跟他们同学也没法比。寄到时，正赶上祝小乐开学。

要是把这些说给祝云涛，祝云涛会说：“表就是表，能看时间就行了。生活简单点，有什么不好？还能腾出精力来，好好学习呢。”就像早年间，杜茜抱怨祝云涛天天窝在家里不赚钱养家时，祝云涛说：“我怎么不养家？要我养家，就按我的标准来养。你就是欲望太多。”他的意思很明白，他并没有违背他们结婚时的承诺，他不是不养家，他只是按他的标准养家，每天吃白粥咸菜，每天穿旧衣旧裤，不去社交，没有休闲。有时候，她还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另一种揶揄的意思，他活成了闲云野鹤，而她，不过是凡夫俗子。

杜茜无话可说。

他们吃饭时，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还放着郭德纲相声。杜茜脑子里回旋着祝小乐宿舍的窄小杂乱，心里酸酸的。郭德纲的声音像几百只苍蝇叫。她的目光从茶几上掠过，恨不得变成利器，切断郭德纲的声音，又逡巡到沙发上，不期然的，她用比郭德纲高好几度的声音说：“你看看沙发乱的！”祝云涛扭头看下沙发，说：“是乱。不过儿子走了，我可以到小卧室睡觉了。”

杜茜愣了一下，埋下头吃饭。这点，她倒没有想到。

那么，十二年的晕床症其实也不是什么顽症，这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

（英国）莎士比亚《暴风雨》

洗锅洗碗时，杜茜动作轻快了许多，一边留心听着客厅里的动静，祝云涛踢踢踏踏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收拾完，她经过客厅，发现沙发变得很整齐，书、衣服、凉席、枕头、毛巾被都不见了，露出自己本来面目的沙发宽宽阔阔，一身轻松。

杜茜洗了澡，回自己卧室，没有把门关紧，而是开着个缝隙。靠在床头，杜茜左腿叠压着右腿，从网上购买沙发巾。淘宝真是方便，她很快就找到了钩针钩的镂空沙发巾，和她当年自己手钩的差不多。她趿上拖鞋，找出盒尺，去客厅量好沙发尺寸，很快就下了单。

弹琴时，杜茜选了一首欢快点的《洪湖水》，她是古筝六级。成年后学的。准确地说，是在祝云涛搬到沙发上住后学的。那是一段无法形容的时光。他们像住在隔壁的舍友，出出进进时遇到了打声招呼，然后各干各的。轻松是有的，像是甩脱了个包袱。最起码眼不见心不烦。可人就是这样，一旦情境改变，之前情境中的好就被记起。拉紧窗帘，入睡前，杜茜频繁想起祝云涛的好，再想想沙发的逼仄，杜茜心疼了。她多次暗示，可祝云涛装傻，并不接她的话茬。那么好吧，她也没有必要强拉硬拽。可她并不如他冷静，有一阵，听到沙发上匀实的呼噜声，辗转反侧的杜茜都想冲出去，把沙发撤掉，让那个可恶的人从梦的云端摔下来。可沙发不是梯子。

时间久了，他们变成了更加友好的隔壁舍友。互相帮助，互相补台。她有事叫他，他就坐在她床头的化妆凳上跟她说话。化妆凳是结婚时买的，和梳妆台是一套。她让他帮着贴块膏药，他就斜坐在床边，给她贴。贴完，还坐在化妆凳上跟她说话。她没什么话后，他就回到他的沙发上去了。有一回，在他起身要走的一刹那，她搂住他，把他扳倒在床上，他伸直双腿躺了一会儿，坐起来说，这床，太软了，真晕床。

真晕床。杜茜有一瞬间的恍惚。这时，祝云涛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可以学琴啊。你不是一直想学吗？”

杜茜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过了几天，她真花两千元报了个古筝班。也不单单是漫漫长夜难熬，她也确实想为自己花点钱。祝云涛已经好几年不挣钱了，她挣的钱全花到家里了，过年，她自己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话是这么说，可一直到那个班快要开了，她还没买上古筝，买新的太贵，上千元。挣扎到最后，她还是从一个熟人那儿买了把二手的，六百元。没有架盘，她又去二手市场淘，淘到了一个略显粗笨的杨木架盘，五十元，样子像个岔开的板凳，四个脚很壮实。琴凳就算了，用化妆凳来代替。

真正学起古筝，杜茜发现这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因为花了钱，不学会心疼，那十来节课她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她就体会到了沉迷音乐的好，也体味到了给自己花钱的好。她又花了两个两千元，考了级，老师把她介绍到一个业余剧团，每个周六，这个剧团都到公园一角吹拉弹唱。刚跟别人合时，她有些跟不上节拍，一个打扬琴的张姓男人来指导她，两个人加了QQ，不演奏时，也偶尔聊聊天。有一回在QQ上聊天，杜茜就跟他聊起了祝云涛。他们这个圈子不大，都说祝云涛如今隐居起来了，她分辨不出他们嘴里的“隐居”是美化一个事实还是嘲笑祝云涛。哪种，都让她不舒服。哪种，都含着祝云涛吃软饭的意味。

扬琴张是个很好的听众，在她聊祝云涛的时候，不怎么插言，偶尔插上一句，都说到点子上。他说，像祝云涛这么有才华的人，不过是暂时受挫，时候到了，还会好起来的。内心已经恓惶很久的杜茜盯着对话框里这句话看了好久。又一回，从公园一角出来，她和扬琴张去一家茶室待了一下午。第三次，他们去的是宾馆。

她和扬琴张约会频率并不高，程序也不大变化，都是先做爱，后讨论祝云涛。扬琴张从她身上爬起，每每都会体贴地说，你以后会幸福，你想啊，祝云涛这么有才华，怎么会一直这样呢？国学大师都是越老越值钱的，等祝云涛东山再起，你就不需要我了。他的语调甚至有那么一点伤感。

这样的话一说就说了五六年。后来，杜茜已经不能再听这样的话了，一听就要奓毛。扬琴张很会察言观色，从她身上爬起时，不再多说话，讪讪笑着。杜茜说，你说祝云涛呀，怎么不说了？那个时候，杜茜已经让自己艰难地相信，祝云涛这辈子算是毁了，再无翻身的可能。那回，她跟扬琴张忧心忡忡说起祝云涛连养老保险都没有交，扬琴张没绷住，说了一句，那他岂不是要吃你一辈子？杜茜冷了脸，一把推开他，抓起自己的包就走了。

回到家，一切照旧。祝云涛坐在沙发上，茶几上开着笔记本电脑。杜茜不看他，进自己卧室时，脚底被硌了一下。靠近门的位置，地板翘起了一块。每次出门进门，都要被硌一下。她以前并不在意，那天晚上她抬起脚，踢了两下翘起的地板，冲客厅喊：“祝云涛，祝云涛！”

祝云涛半天才进来。估计是大口抽了几口烟，掐了。

杜茜压着火，指给他看那块翘起的地板。

祝云涛蹲下来研究。

祝小乐听到动静，跑到她的卧室，杜茜迅速调整表情，给了儿子一个微笑。等小乐回到自己卧室，杜茜想起上个星期小乐过生日，几个同学要来家里玩儿，小乐没让，跟她要了二百块钱，去外头饭馆吃了一顿。她也一样，她外地的同学来石家庄，她从来没让他们来过家里。这样一想，她气更大了，说：“不仅仅是地板，厨房橱柜也都坏了，客厅墙壁也脏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要不要装修一下房子？”

祝云涛头都没抬，说：“说地板就说地板。怎么又扯别的？你就是什么事情都扩大化。”

杜茜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心里冷笑一声，说：“那你就来解决地板。”就算换换新地板，也得几千块，他有吗？

祝云涛果然抬起了一张茫然无措的脸，但那神情只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他看到了她摆放在床头的古筝。“把你的古筝搬来，压住这个角，压上个数来月，就不翘了。”他说。

杜茜一屁股坐在床上。

祝云涛看她不吭气，就先挪开琴凳，不，不是琴凳，是化妆凳。然后，把她的古筝连同架盘一起搬到了门口，用架盘那粗笨的一个脚压住了那块翘起的地板。

事情解决了。

杜茜呆呆地坐在床上，她怎么就像早有预见似的，从二手市场淘了这么一个粗笨的架盘？她忍不住缥缥缈缈地想，如果她当时淘来的是一个细脚伶仃的架盘，他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几天，杜茜没有弹古筝。那古筝，放在那个位置太怪异了。它是压住了那块翘起的地板，但它也挡住了多半个门。每次进卧室、出卧室，她都要侧着身体。好在她瘦。祝小乐也瘦。小乐侧身进来问她怎么把琴放在门口，她想了一下说，避邪。她等着祝小乐往下问，她答不上来，就让祝云涛答。可是十七八岁的祝小乐兴趣显然不在这上头，侧着身出了卧室。

杜茜看着祝小乐的身影，估计了一下祝云涛的身板。这几年，祝云涛胖了些，他要是进她的卧室，需要收腹、直腰，深吸一口气，才能挤进来。不过，不是她唤，他从不进来。那么，她就别让他费这个力气了。

从那之后，祝云涛就再也没有进过杜茜的卧室。但他们能隔着门听到彼此都在干什么。杜茜弹琴，和朋友聊天，祝云涛录视频。杜茜观察过他，先在一张纸上简单列个大纲，这大纲也就是几个关键词，真录起来，祝云涛就进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他说古道今，挥洒自如，只偶尔瞥一眼关键词，以防漏了知识点。杜茜让扬琴张听过，扬琴张听完，张大嘴巴，很惊讶的样子，说，讲得真不错啊，很流畅，很有条理，还很风趣。又纳闷地说，按说能火呀，这么生动精彩的课程怎么火不了？不应该啊。

（英国）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扬琴张的口气很是义愤填膺，像替祝云涛声讨这个社会。杜茜内心很是安慰。扬琴张观察她的表情，接着跟她分析，现在这个社会，得会策划，得会圈粉，流量才是一切，祝云涛就该在快手上开个直播，以他的能言善道，就算给网友解决情感纠纷、经济纠纷都能火了……杜茜偶尔也刷到类似的快手主播，直播间上演的多是精心布局的假戏真做，真诚点的，要么为了仨瓜俩枣的分手费闹个不休，要么为了地边子、房角子打得一塌糊涂。扬琴张还在设想，先巩固祝云涛“知心大叔”的人设，然后花点钱买人气，再后带货……杜茜猛然发现，他这个样子，跟他摇头晃脑弹琴简直一模一样。她愤而起身，离开了。

回到家，侧身而入自己的卧室，杜茜想起自己本来是要跟扬琴张说用古筝的一个脚压住翘起的地板这件事的，其实，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还是用时间来解决问题吧。

过了一个来月，一天晚上，杜茜自己把古筝连带架盘挪回了原位，地板果然服服帖帖。谁知第二天一早，杜茜赫然发现，地板又翘了起来。她愣愣地看了半天，临上班前，又把古筝和架盘挪到了门口。

在门口也没什么不好。

三

《洪湖水》没有弹好，最后一节有些拖泥带水，走思了。杜茜犹豫着要不要再弹一首，收回胳膊，叹了一口气，朝后仰了仰头，让自己酸疼的脖子放轻松，同时侧耳听外面的动静。没有动静。祝云涛已经躺到小卧室的床上了？

杜茜打开半扇门，喊：“祝云涛，祝云涛！”

果然，祝云涛踢踢踏踏的声音是从小卧室传过来的。

杜茜懒洋洋地从化妆凳上站起来：“你帮我把筝挪到床头吧。”

祝云涛挺胸、收腹，挤了进来。“是不方便。”他说。他洗了澡，换了件两股巾背心，拖鞋湿淋淋的，湿印子踩到地板上，地板很快花了。杜茜最讨厌他洗澡后不换拖鞋，穿着淋了水的拖鞋到处走，今天她一声没吭。祝云涛丝毫没有停留，反身，搬起古筝，递给她，自己搬起架盘，放到床头，试了稳不稳，又伸手去她怀里接古筝，杜茜心里跳了一下。他已然接过古筝，放到了架盘上，整个动作很流畅。

然后，祝云涛看了一下地板，说：“明天拖吧？今天都累了。我的课还没传，幸亏昨天录了两节，我去传一下。”

祝云涛的背影臃肿而疲沓，让杜茜感到莫名的心酸。他们都老了。杜茜很想叫住他，跟他说，地板拖了还是脏，地板平了还得翘起，他们实在是该换地板了。

杜茜靠在床头，拿起手机搜，假设换地板、刷墙、做一套橱柜，按经济实用型算，大约需要一万多块钱。她又查了查自己的支付宝，付这个钱还是足够的。看了一会儿效果图，很满意。知道网上的效果图和实际装修后的效果有差距，她又想象了一下自己家的实际装修效果，应该不会差——仅仅沙发变回沙发，地板焕然一新，就让她满足了。

删掉刚才录的那段《洪湖水》，杜茜又坐在化妆凳上，弹了一遍《渔舟唱晚》，这回一气呵成。她发在快手上。她也有快手号。但她只在快手上保存自己的作品。点开扬琴张的微信，她很想跟他说说祝云涛，说说他们家就要来临的变化。但好像又没法说，跟扬琴张，她从没说过祝云涛在沙发上住，是因为一个好笑的名词“晕床症”。这个原来只用来哄孩子的词，后来成了他们家一个秘密的存在，横亘在他们的生活中间。但这个词不能提，跟任何人都不能提。现在，这个词要从他们家消失了。只要这个词消失，她才不要祝云涛觍着脸去当什么快手主播呢。这样的生活又不是不能过。犹豫了一会儿，她关了手机，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已经天光大亮。凌晨，她做了个梦，梦中出现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瘦，年轻，意气风发，杜茜给这个男人打电话，拨的号码却是祝云涛的号码，但怎么也拨不出去。

侧耳听了听，没听到祝云涛的动静。估计还在睡。杜茜起来了，扯开窗帘，一个晴朗的天。地板果然翘起了，杜茜躲开它，出卧室门，去洗手间洗漱。洗漱完，还没有祝云涛的动静，她去厨房做饭，经过客厅时眼睛一下子被沙发粘住了。沙发像一个狼藉的战场。她很吃惊，走近看，果然是祝云涛的凉席、枕头、毛巾被、袜子、烟盒、书。

杜茜站在客厅，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一切又恢复到了原点。不同的是，沙发上没有祝云涛。厨房里也没有。小卧室也没有。杜茜回过神来，忽然想到祝云涛应该是去买早点了。他们楼下新开了个“早点到”早点铺，这两天大酬宾，油条一块钱一根，小米粥免费，他俩吃顿早餐只需要三四块钱。不过，得排队，有时候得排到上午十点。

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开着，杜茜坐到沙发上，点了一下鼠标，屏幕开了。她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祝云涛的上半身冒出来，他的脸在屏幕上干净而白皙，小眼睛一眯，简直称得上慈眉善目，她听到他的声音：

你们知不知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哪有毛病？不知道吧？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用法，实际上是错的。正确的顺序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忘势》。不信你们去查一查。没错，古人都是先“穷”后“达”，现在我们都是先“达”后“穷”，这个顺序一反，意思可就差远了。

祝云涛又开始讲《孟子》了。杜茜起身走开了。让他的声音在客厅里空响着。

杜茜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小卧室的床单是皱的，祝云涛从小卧室爬起来，挪到沙发上去睡，是夜里几点？

杜茜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思索出答案。

听到肚子咕咕叫，杜茜撕开一袋牛奶喝掉，又转悠到沙发和茶几那块领域。这里的空间很窄，走进走出不太方便，但适合祝云涛录视频。杜茜俯下身，把茶几挪开，茶几是钢化玻璃的，不沉，只消抬一抬就挪开了。茶几上祝云涛的声音也消失了，应该是这节课结束了。

这十来年，她从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这张沙发。

沙发其实已经坏掉了。沙发虽然是布艺的，但四只脚是铁的，两块碗状的铁扣在一起，用螺丝钉拧在木头上，挨着墙的一块碗状铁被压瘪了，比其他沙发脚矮了五六公分。不注意看发现不了。但天天在沙发上睡的祝云涛肯定是一清二楚的，杜茜想象了一下，那个位置应该是祝云涛放脚的位置。如果塌陷的不是他放脚的位置，而是放枕头的位置呢？如果他每天从沙发上爬起时，都是歪着脖子的，浑身酸痛，他还能“穷则独善其身”吗？

杜茜去阳台的工具篮里找工具，没找到斧头，找了把鹰嘴钳。先把沙发上的东西堆到茶几上。挪沙发的时候她有些犯难，不过，她从来都是一个不惜力的人。沙发不像她想象的那么重，先让靠背触墙，再悠着劲儿让沙发倒地，沙发的四只脚就朝外了。四只锈迹斑斑、沾满灰尘的脚。杜茜拿起鹰嘴钳，把和瘪脚相对的那只脚先敲坏了。完了直起腰，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猛地，她又俯下身，“咚咚咚”好一阵敲，直到把剩下的两只脚都敲坏。

沙发“扑通”一声落地时，她吓了一跳。

找不到空调遥控器，杜茜又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回沙发上，遥控器出现了。杜茜打开空调，吹自己身上的汗，这时听到门被敲响。一定是楼下的邻居找上来了，那一声“扑通”实在太大了。

是祝云涛。他手里拎着三根油条，塑料袋里装着稀汤寡水的小米粥，另一个塑料袋里是黑乎乎的萝卜条咸菜。

“吃饭。”他说。

祝云涛把手上的东西放到餐桌上，一屁股陷在沙发里，点开郭德纲的一个相声，他根本没有感觉出沙发的变化。杜茜冷眼看着，那沙发的四只脚都坏了，竟然更加稳当，只是位置更低了一些，像一个把自己深深埋入尘埃的人。然后，祝云涛的目光停留在茶几一角的鹰嘴钳上。

全文完

梅驿研究

妇女的梦中之魇

——梅驿的小说《终身》及其他

●李蔚超●

作家梅驿安稳、贤惠、温柔、和顺，在人丛中静默地笑。可以想象，小说之外，她如何坚韧地挑起贤妻良母与职业女性的内外之责，又如何将自己活成当代中国女性的“典型人物”。女性无声地经营着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她们是任何时代的“默默心跳与正常体温”。当她们成为小说家，处理女性习焉不察的日常经验时，几乎没有人期待她们“写实主义”记录日常生活的作品，诚如一句老话所言，女性经验“不为人所知，亦不足为人道”。女作家必须找到或者改写一种话语模式，才能装载、表达、镜照自己的女性经验。制造、确认、追逐欲望对象，再将它击碎、破灭、放逐，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叙事型态，梅驿将“求而不得”的故事与女性视角、女性经验交织成为造梦与梦碎的小说，一个女人行路半途，揽镜自照，又碎镜而出的寓言。

梅驿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女性视角出发开始讲述，即便叙述视角出自于一个男性人物，这个视角依然是阴性特质，伫立于家庭关系中的“拟女性”位置。梅驿朴素地讲述着普通人质地坚实、爱痛可感的生活。她的小说大多开始于一个家庭内景或人物扮演家庭角色的场景，《终身》的开场，是为沉疴难愈的父亲陪床的女儿的日常行动：“我给老爷子倒痰盂的工夫，病床上就多了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梦死》的第一句话亦是如此：“父亲坐在床上，一只胳膊套上了毛线衫，一只胳膊赤裸着，他一边穿衣一边跟母亲讲他昨晚做的梦——他这个习惯保持了差不多三年了。”抑或，梅驿让人物在衰弱的中老年状态下出场，“人真是奇怪，老了就朝下长，眼睛朝下，皱纹朝下，嘴角朝下，现在她这张脸，整个是朝下的。”（《新牙》）开启任何一次小说叙述之时，女性身份都让梅驿自觉选择她所熟悉的、低眉顺眼的叙述姿态，以一种孱弱不支、失望透顶、兴味寡然的口气讲述人物的生活。当然，小说不能止步于平铺直叙的“认命”，梅驿小说里那些衰老孱弱的男男女女，都憋着一股面对人生处境时倔强的、不甘的劲头，于是，梅驿开始在小说里为他们造“梦”。

梦，恍惚，遐思，瞬间，是梅驿在小说里为人物所设想的出路，无法从生活或“女人的命”逃脱的女人，只能在例外、偶然、虚无的时刻叛离她们所厌倦的一切。厌倦的一切是什么？梅驿不曾言说，也无需言说，小说以故事情节的方式告诉读者，是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家庭责任及其带来的苦闷，是“被看”的女人内化于心的自我镜像，是悄然告别差序结构的当代社会的年龄歧视。

女性繁衍后代、在婚姻中提供情感和生理抚慰、维持家庭内生活秩序的种种“劳动”，一直被男权社会所忽视和贬值，她们不被视为有偿劳动的工人，而仅仅被看作女性天然需扮演的服务角色，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起点就是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和生育价值的申诉与强调。梅驿小说里妇女的烦恼并非新鲜事。然而，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把这些当代城市妇女们的烦恼称作老调重弹或无意义的呻吟，在被热烈拥抱的新技术解放人类烦琐劳动的世界里，女性的烦恼又是否增添了新的内涵，是否关联着新的社会因素？这些都是值得考量的问题。放眼今天的世界，新技术改变了全体人类的劳动格局，生产、家庭和市场被重新整合起来。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把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妇女顶半边天的福利政策日渐衰退，整个社会的“女性化需求”——也就是维持女人、丈夫、孩子和老人的日常生活的需求逐渐增加，于是梅驿的女主人公说，“我挣的还不如一个护工多呢，还是我陪合算”，是社会化女性需求的经济标准；“难道真让老爷子最后一段时间在别人的看护下度过”，是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的价值要求。身为女儿身，我对于梅驿小说里妇女们的烦恼很容易产生同理心，我知道，相似的焦虑、痛苦在悄悄啃噬许多当代女性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梅驿不仅写下关于女性“单位”人际关系的中篇小说《位置》，此外，在表达女性家庭伦理负累的《终身》《空房子》里，病榻边陪床的妻子会坚持写作，老父去世后失去爱情的女儿会再次回到职场，重新找回自己的独立空间，哪怕仅仅占据一处狭小的格子间。作为“70后”作家，梅驿小说中的女性一定是职业女性。因为她所成长的年代，依然是“妇女顶半边天”、男女一样都是劳动者的性别观，她拒绝今天类似“你负责美貌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的性别观，经验告诉她，那不过是更加华而不实的梦。梅驿很明确，女人必须作为劳动者才能获得独立的价值，而因家庭角色失去社会劳动的机会，则是小说中纠结潜藏的女性痛苦的来源之一。

如何造梦？梅驿的《新牙》颇具代表性，小说围绕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的内心世界展开笔墨，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习得的心理叙述的教养，被梅驿拿来描摹一颗无人倾听却丰富敏感的心灵：“她是不会说话了，可她会在心里说”。老妇的心理便是一场梦，在不可见的地方发生，却是女人真实可感的情绪与内心世界。

短篇小说《终身》刊于

《长城》2021年第1期

“被一袭长及脚踝的火红的呢子大衣裹着，胸前飘拂一条皱巴巴的白纱巾，戴一个大黑框墨镜，像个瞎子似的等在马路边上……穿高跟鞋的脚也抬了一次又一次，却没能走出一步去。”时髦姣好的都市丽人形象，是精神状态失常的清洁女工张希兰于拙劣而不失华美的演出，是重塑固置于女性意识深处“美”的定义的魅影，是对命运施诸己身的痛苦的虚弱反抗，是女人一场华丽的仙境梦游。穿上工作服和布鞋、步履蹒跚的女人，是她所谓不发病的“正常状态”，亦是梦醒时分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

“‘黄梅戏’穿一件竖条纹旗袍先出来，她穿一件浅紫苎麻汉服后出来，明显的，大家把目光纷纷投到了她身上，连张总都指着她说，好看，书卷气！海娜为给她报仇，惊呼了一声，我们于青简直是红袖添香啊！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山羊胡眼里一束亮晶晶的光。”《羞耻》里，一场无意的都市应酬，让中年女人脱下了T恤衫，装扮成穿麻布的文艺女青年，一众异性的赞美和镜中之相诱惑她进入了美梦，一个渴望被男性掌镜、被男性镜头“看见”，借以重温不乏自恋意味的关于女性“魅力”的梦。

《终身》是一个美妙的双关语，终身之“终”是老父生命的终结，亦是身心俱疲的女儿的余生之计。患癌症的老父亲得到体面的临终治疗和女儿得以与为父亲诊治的医生结为终身所依的伴侣，似乎原本可以成为两全其美的梦，老父的临终关怀原本可以是玉成有情人为眷属的契机，然而，梅驿宁可选择幻灭，而不肯沉迷于梦。梅驿执着地认为，生活绝不是梦之幻，梦之轻易，梦之一厢情愿。梅驿的小说之核，是锻造妇女的梦中之魇。

母亲歇斯底里的绝望，让躺在象征新婚的床上的女儿从美梦中惊醒。“她几乎是崩溃般地喊，你还要不要你妈活？”魇之凶险，不仅在于它打破了女人的一切幸福憧憬，更表现在它变本加厉地控制了女人的心神，吞噬她所有关于美好的期冀，她终于拔掉支撑父亲残余生命的器械，使自己沦为弑父的凶手，使未来爱侣成为帮凶。女儿的行为，究竟是对癌症晚期病人的人道主义的终结？还是对母亲与自己人生的救疗？小说不曾予以回答，它仅是用女儿的叙述视角观察陪床亲人们的苦和难，用亲人/女人的苦和难反衬苟延求生者的某种意味上的自私，在叙述、细节的作用下，老套的俗语“久病床前无孝子”拥有了复杂的伦理及人性的情境。如果从女性经验来看，小说从女儿的视角讲故事使她的选择更易获得文本的认同，因此，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性别的诉说——也许人们可以谅解“无孝子”，可以将之视为“人之常情”，但人间必须有孝女，女儿若想解脱，既不能寄希望于终身之计，亦不能选择“孝子”的路，她的解脱只能以罪的方式完成，亦必然付出终身幸福的代价予以赎偿。

几乎弥散在梅驿每一篇小说里的梦魇为何物？是男人眼睛里女性的衰老，及因衰老而乏人关爱、遭人审视的羞耻感。是亲人的病与死亡，及其漫长过程中对女性的损耗和索取。梦魇隐身在女性生命的各个角落，网罗在女人的周边，一旦女性沉迷于镜中之像时，盘桓在暗处的阴影会忽然将其捕获。

所谓《空房子》，是无尊严、无隐私、无处安置肉身的处境，关于身体欲望，一如“空房子”短暂提供的安稳恬睡的夜晚，都只是为患癌丈夫陪床的女人的梦，尽管它暂时缓解了她的疲惫人生，终究它是一场侥幸、非法、偶然的梦，它必然会被剥夺，让女人在残酷的情境中醒来。所谓《羞耻》是重申对女人的告诫，衰老是一种羞耻，一旦女人试图做一场美丽的梦——拍一套尽可能美好的裸体写真，不过是以梦魇惊魂的方式印证衰老的耻辱。所谓《终身》，是欲脱身而不得的故事。所谓《梦死》，是“梦”的祛魅，小说重复地写父亲的梦与解梦，却从不曾有“梦”能预示贫贱命运些微改善的可能，更不能摆脱死亡的降临。每一次忽然而来的好运，人物不甘心之后的努力看似为生活找到了出路，然而，梦只是名不副其实的出路，梦中的美好幻想只是魅影幢幢，海市蜃楼，可望而终不可得。人在梦中惊叫，呐喊，分明有什么东西压住你，你越挣扎，越痛苦，越绝望，最终只能放弃，听之任之，任由暗夜中的魔鬼将你吞噬。

如果梅驿是旧时代的女儿，她也许将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暗夜中露出苍凉莞尔的微笑，语带讥诮地嘲笑那些自欺而后落魄得一败涂地的女人。幸好她没有，她毕竟是新世界的女儿。于是，梅驿操持着孱弱不支、失望透顶、兴味寡然的口气开始生活的讲述，沉醉于梦境中时，她便信手添上一抹绮丽的玫瑰色，梦魇降临之际，她的叙述节奏陡然激烈起来，最终，她以寡淡平静的语气作结。其实是平静，而不是寡淡，这是值得欣慰、令人感佩的，在最后的最后，这些女人，站在碎镜片中间的女人，平静地迈开步子向前归去，留给我们的则是看破镜像、劫后余生、历尽千帆的平静。

——原载《长城》2021年第1期

值得思忖和追问的“女性生活”

——浅谈梅驿的《并蒂》

●李 浩●

三个女人

《并蒂》，梅驿在这里写下的是“女人故事”，当然“三”是一个具有代指性和无限性的复数，这个复数中有具体的个人更有代表性的众多，是所谓的“众生相”，她试图写下这个时代的人生众多和她们的内在困局。

三个女人，分别是“我”，千珍和杨冬阳，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她们就已经聚集，形成故事的交融，也让她们各自牵扯出自己的线头，分别进行。《并蒂》的故事是关于女人们的，更准确些说是关于日常安顿、将至中年或已至中年的女人们的，三个女人分别地具有三种不那么相同的向度——梅驿熟悉小说写作强化人物的典型性和合并同类项的基础原则，她在诸多的日常面目中萃取，让她们结晶，然后从DNA中重新塑造——她们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之物，但她们更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人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生活和生活观念，梅驿在创作谈中谈及“小说中，千珍离婚后，不想二次进入婚姻生活，用频繁更换男友来抵抗情感世界的空虚”；“‘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既然人活着的意义本就难以探究，索性就不再执着于任何事情，糊里糊涂结婚，糊里糊涂分居，完全是被生活的洪流推着走”……而小说中最为着力的杨冬阳不同，她“信”，有一种仪式感地“信”，而且一直致力于维护她的“信”，这个“信”里有种盲从和自欺的性质，恰恰是盲从和自欺的那些让她着迷……

相对于这种小说呈现的“不同”，我所关注到的或者说更为在意的是她们之间的“相同”，说实话在阅读的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会像现在这么在意这个“相同”，而是被故事牵引，直到……直到阅读到一半儿，我意识到这个“相同”很可能是梅驿的有意设置，它，是问题的核心以及核心的问题所在。

相同点：年龄。性别。同学和闺蜜的关系。她们的温饱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于是我们看不到她们对此的过度算计，尽管她们也都不属于富裕的阶层，房子和相关的话题还时有提及，但至少，她们不必那么忧郁于衣食。相同点：她们都经历着或经历过婚姻，经历过所谓的七年之痒或更长的痒，相对地了解“男人这东西”，相对地了解情爱和欲念等问题。相同点：在她们的交集中，至少出现于《并蒂》文字里的交集中，她们几乎没有日常以外的“谈论”，而这个日常谈论也是小有割舍的，譬如她们很少谈及工作，自己工作中的所取和向往（杨冬阳的某些谈论不属于论及职场的性质），譬如她们很少谈爱，还有孩子，老人，上下级关系。当然，我知道小说写作不同于日常生活，它要集中力量，要有所舍——但这个舍中包含了意味。当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把小说“挪至”日常，她们也大约很少谈论我提及的这些，除非那些话题正在影响她的生活和生活质量。她们也没有谈及读书和旅行——我觉得这个不曾谈及中包含了意味。

事实上，《并蒂》骨子里是极现实的，它几乎完全地、真切地呈现了当下那个女性群体的整体样貌，它向我们指认：这三个女人如此生活，这些众多的女人如此生活，她们是“我”、千珍和杨冬阳，她们是众人和众生，这里记下的是她们的真切生活和生活的可能；事实上，梅驿在这篇小说中所期许呈现的，并不是现实生活的描摹与复刻，而是——按照她在创作谈中的所说，是局限，“什么没有局限呢，人本来就是局限的动物。这篇小说便是我对‘局限’的思考。”事实上，《并蒂》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和追问，远比它所呈现得要多，甚至远比作家梅驿所试图呈现给我们的要多。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它会一直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哪怕它在表面上显得并不复杂；进一步，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的写作本应写下那种“比它的作者更聪明”的小说，在这里，它的每一个人物都拥有被理解的权利，它的每一处提及甚至省略，都应有丰富、歧义和多重的指向。或许，梅驿未必意识到（或者更为概括性地意识到）她在小说中的某些贮含，但她模糊地意识到了在这贮含中的“可能之有”——对这“可能之有”的开掘便是文学批评的应许之地，至少是功能之一。

是的，我们应当关注到另外的“相同”了，在“我”和千珍、杨冬阳之间：其一是，我们的日子都谈不上顺遂，谈不上如意，甚至看不到诗和远方的存在。这里，浪漫主义是被无情但有效地挤出的，即使在杨冬阳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她的生活谈不上浪漫，她对于生活和婚姻的刻意经营也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实用主义”的，她和她的心理学试图解决的不是本质而是接受。“非浪漫的”、实用主义的是她们生活的共同基调，而这基调是不被动摇的，仿佛是一种自明的真理。她们沉陷于过日子的“过”中，尽管充满着不甘。其二是，她们的日常欲求更多地局限于（继续借用梅驿所提供的这个词）情爱，但她们其实本质上也是不相信爱情的那类人，“不信”是底色，因此上梅驿在她的小说书写中极为吝啬“爱”这个词的出现，岁月和生活现实已经悄然地抹掉了它的存在，它甚至可能早已沦陷为矫情的、虚假的、不及物也不及生活的代名词，是一块用旧的、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旧抹布——它不在，却又包含着追寻之渴；她们不信，却又试图将替代物抓在手中，尽管她们早早地意识到这些替代物本质上不过是……是故，小说中谈及她们和她们的生活时，“爱”像戈多那样是吊悬的、不会真正降临的想象，它不应被幼稚化地反复提及。在不信和不在的前提下，那，她们在爱吗？她们爱自己吗？她们是在爱自己吗？……需要承认，这是一种令人心疼的匮乏，当然她们和我们的匮乏不止一处。其三是，她们思考着；她们是不思考的。她们思考着的是过日子的“过”，是“这种生活”所共通的和普遍，是维持和修补，她们不思考的是何以如此，为什么如此，我们的活着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种生活里增添些什么？除了欲念的、情爱的和物质的，人的存在尤其女性的存在还应有什么？事实上，她们的思考“局限于”自我的日常和试图的获取，平面也平庸，或多或少有一种自我设限——当然这不仅是女性的，只是梅驿用她的方式向我们指认了它。其四，综上，我们看到在她们那里令人惊讶的“排除”，她们排除了浪漫，诗和远方，爱和希望，甚至升职和职场进取的欲念都已排除，已至中年的境遇让她们“认命”，一退再退，尽管梅驿的小说中并未展示那个过程；她们排除了政治，社会学谈论，哲学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谈论，排除了一切“不及物”的、略远一些的东西，排除或更多地排除掉非现实性、实用性的东西，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儿，她们的匮乏和日常生活的吞噬性涡流才变得那么显赫，甚至惊心。

中篇小说《并蒂》刊于

《芳草》2022年第4期

于是，“我们”要怎样的日常，生活止于日常就可以了吗？那些女性们，表面上解决了温饱也过得相对平静的中年女性们，她们的生活将如何自处，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是个问题。

追问：欲念、爱情以及它们的限度

这篇小说，前呈的、说出的部分远没有未说的部分更重要。尼采说过，我们要想呈现一个漂亮的平静的湖面，就必须要有意地审视这个湖面之下所具有的“可怕深度”。在故事呈现上，《并蒂》所呈现的是日常生活“漂亮的、平静的湖面”，而其背后，则有着一种让人追问起来感觉可怕的深刻。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波伏娃承认男女之间的‘友爱关系’，在《第二性》中，强调这种‘友爱关系’是‘更高一级的胜利’，是‘要由人来建立的自由的领域’，这似乎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态场景。”“作为一个关注男女两性关系主题的女性作家，我了解到的现状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在各自独立的幌子下，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隔膜。这自然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关，和逐利的时代特质有关，和女性脱离男权有关。但不管如何，在男性和女性因最原始的‘性’而产生和构建的最自然最普通最广泛的关系中，仅仅有‘性’这种动物性或者说自然性是不够的，这种关系只有有了情与爱的参与，才会变得浪漫美好。”——在创作谈中，梅驿曾如是说。

好吧，我们顺着《并蒂》所呈现的男女关系或者欲念关系谈开去。

小说的第一句是由千珍离婚后闺蜜们的饭局开始的，经历过婚姻之后，千珍以一种报复性的放纵方式“纵容”自己的欲望，虽然梅驿在小说中未曾提及离婚的原由和其中的过程，但可以想见她可能的经历和为此的种种付出。千珍开始不断地更换男人，情人，这是一种压抑甚久之后的反抗，她所反抗的也许并不只是婚姻和契约本身，大约还有一种“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执念。这一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宗法道德的坚固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一个各自相对熟悉的县域或乡镇，它也难以想象，而城市里，邻里之间缺乏来往，房门之外皆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的行为才得以可能，得以实现。这一实现的基础在我看来有两点，它也是伴随时代之变和城市之变而产生的：第一点是坚固的东西的土崩瓦解，困囿她行为的、欲念的和道德的那些均已摧毁，这里面多少包含一丁点儿“破罐破摔”的破碎性愉悦；第二点则是人的散沙化，群体性的凝聚以及由此带来的相互关注被消解掉了，而闺蜜之间的知道又往往是掩饰同谋，她们的存在不能动摇人的散沙化本质……梅驿在小说的书写中策略地放弃了道德判断而只做出呈现，在这里我也暂时放弃所谓的道德判断，尊重欲念和自我选择的任何选项，而专注于这一可能：一，千珍在欲念中的释放能否得其所需，还是在其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就已经悖离？二，她试图在这一释放中寻找到爱和体恤吗，她是不是奔向爱和体恤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次次“低到尘埃里”？三，短暂或者转瞬即逝是千珍所要的，还是，她不得不认可的？她有无对持久性的继续期待？“在男性和女性因最原始的‘性’而产生和构建的最自然最普通最广泛的关系中，仅仅有‘性’这种动物性或者说自然性是不够的”，梅驿如此承认。问题是，“够”或者“足够”在哪里呢，如何寻到，千珍最终能寻到吗？

“我”。在这里我部分地抛弃“我”在小说中的讲述者身份，只关注她的行为和文字中的自我陈述——《并蒂》中，“我”的存在是另一类型，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样式网红主播黑米粥写真照，安于却时时心有不甘，偶尔产生一种突破重围的决绝然后又自然而然地归于沉寂，重新回落回旧有生活……“我”的身上有着“大多数人”的影子，“我”萃取自她们。像对千珍和杨冬阳所做的那样，梅驿笔下的“我”并不更多地携带前史，“我”是怎样一步步变成这个样子的她并不过多解释，而是用只言片语的方式拼贴，语调近乎“零度”。“我”不甘这样的生活，不爱这样的男人，但究竟爱什么样的男人并不清晰；有过情人，他几乎是随机的，以一种飘流瓶的飘流感被所谓的命运偶然地送到命运里，在所谓的“奔现”之后便被拉黑——他并不被爱，“我”应当说并不能在他那里寻找到“我”所真正想要的东西。“我”的状态是一种我们所知的所见的正常状态，也恰恰因此它其实更有值得审视的可怕之处：我们的生活，在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现在这种无欲、无望、无爱、无趣、无波澜的样子的？它是否意味了一种可怕的同时可怕的麻木，是一种什么力量取走了我们向往的和希望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局外人”，认命于某种的随机性，即使某些“强刺激”也未必能刺痛我们的皮肤？进而，不信和无所谓就真的对吗，我们这样混浊地过下去，是不是意味我们生命的某种过早干萎？

不能持久的欲望无法让人相信，具有洋葱性质和骨子里的“见异思迁”性的爱情也无法让人相信，作为契约的婚姻并不能契约任何的“实质”尤其是人的心和它沉默的、幽暗区域的发生，物质同样也不能被相信……我们认可对于虚假、虚伪的摧毁，只是摧毁之后呢？我们如何接受“上帝已死”所带来的种种崩塌并怀着灼烫的碎片活下去？我们如何安处我们自身，重新建立……某些让我们感觉安妥的东西？

短篇小说《洗澡》刊于

《中国作家》2023年第11期

这，还是个问题。

小说中最最着力的当然是杨冬阳和她的生活，在她和陶春光之间的发生——在杨冬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中年女性”的样貌——“她相信爱情的美好和纯粹，她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能修复破裂的爱情，她相信即使是最冷酷的时间也不能夺去爱情的光华。很可惜，杨冬阳失败了”。梅驿如是说。杨冬阳身上有“信”，她让自己“信”，甚至多少有一种一叶障目的故意。杨冬阳的信是梅驿刻意要维护的，但同时又是她落笔最狠的部分，我能想见梅驿在塑造杨冬阳的生活过程中的爱与疼，当然也包括撕裂的“快感”。好作家，写到关键时刻手不能抖，而正是在关键时刻的冷峻和严酷的着力，才使小说的阅读者更有感同身受，才能更有力地唤起他们的内心悲悯。她用心，用力，是因为她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跟着相信；也是因为她从这份“信”中发现了令人心酸的可疑。杨冬阳的“信”产生于一种世俗化或者说心灵鸡汤化的“心理教育”，她是那类愿意相信并一直试图相信的人，“信”对她来说是种必须的有效支撑，为此她可以放弃（至少是部分地放弃）逻辑推衍，审慎的怀疑，以及其中的某些不自恰的漏洞，而愿意坚持和维护……假设，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假设杨冬阳接受的不是这一类的心理学课程，而是另一类，她会不会依然如此地“信”？会的，我相信会的，她是那类信任知识而不辨析知识的那类“多数”，只要一种知识不那么地“有违常规”和她的旧有理解，她就会慢慢地进入到“信”和“深信”中，并对自己的记忆、行为和思考进行适应性调整，这里面，当然包括“记忆”。（不是吗？她的白菜和玫瑰，理想化移情不正是被修改后的结果吗？）。

在杨冬阳和陶春光之间——杨冬阳课上的言说“并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是或者多数不是，她虚构和篡改着记忆、经历和经验以适应自己以为相信的那个理，然而真实的生活却一遍遍地让她经历摔打和摧毁。杨冬阳用她手上的积木搭建着想象的或者理想的房子，而作家梅驿所做的却是，抽出它不合事理的、虚假的和遮掩的，一块一块，直到——直到杨冬阳的维护再也无力继续。她无法再欺骗自己，她无法让自己再那么信誓旦旦地站立于虚幻泡影的中心。

《并蒂》，是以一个生活化的建构小说，完成地解构。它其实是在，将触角伸向人们内心里沉默着的幽暗区域，用一种更暗的光将它照亮。这里，有另一层的“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何以至此？和小说的应有审视

她和她们何以至此？是生活里的什么“教育”了她们，让她们变得如此？

生活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和她们，应当如何进行可能的选择？

有的选吗？

三个女人，或者说三种类型的女人，其实是种强力的、具有寓言性的概括，她们在这里是显然的复数，是同龄的众多女人，甚至更多。她们在着，在这样的生活中。当然那些充当了背景性的男人们也是。

我也在想，如果将它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当时的人们会如何看待《并蒂》，如何理解“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会不会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她们仅仅是以这样的状态活着？

进而是，我们何以生活？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而不仅是口头上说出的生活，是我们愿意拼力去争并且似乎能够争到的生活？或者，我们只得如此，接受这样的匮乏和不得不，一直如此下去？

日渐麻木和日渐疏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有特征，我们貌似拥有了更多但本质上我们的匮乏从未真正地减少，而且，在不断的、一次次的摧毁当中，我们的相信、希望和崇高感也被一点点地反复磨损，成为了磨出织纹的寒碜的织布，甚至连这块织布也抛弃了。我们貌似拥有了更多但我们却进一步地进入到囚笼中，我们是闭门不出的知道者，我们是只有七秒记忆任何信息都只是随意点击不思不忖的浏览者，我们是只有现实、当下和眼前的欲望的囚徒，我们是计较于日常却不知道日常还可提供什么的庸众与众生。一天天地这样过下去，算不算是什么？我们的那些不甘不愿又是什么？我们真地，善待过它吗？

梅驿写下了局限，匮乏。那，是什么或者一种怎样的力量让她们如此匮乏？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如此，同样地匮乏呢？我们所不信的，摧毁的，就一定包含着道理吗？我们在摧毁诸如“爱情”“希望”“崇高”这类大词的虚假和虚幻的过程中，是不是，用力过巨，以至于也摧毁掉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的寄托，而不是只能沉陷在这个琐碎的现实和日常中，而这个所谓的现实、日常还是受限的甚至阉割的？

在《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一文中，列夫·托尔斯泰谈到任何一种诗作的价值都取决于三种特性：一，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即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二，通过与此类艺术的技巧而获得的外在之美。比如，戏剧艺术的技巧是：与人物性格相符的准确的语言，同时有自然而动人的线索，场景的正确安排，情感的表现与发展，以及一切描写的分寸感；三，真诚，即作者对其所描写之物要有真切的亲身感受。在对《并蒂》的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句“内容越有意义，即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的卓越论段。《并蒂》所写下的，是当代困局，是我和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挣扎和无力，局限与匮乏。梅驿，通过小说的方式，完成了她“对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某种警告”，她使问题成了问题。

没错儿，梅驿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她在思考中、追问中未能获得那些；没错儿，我也不能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她的提供让我不得不反复思忖，并引申到，追问我的生活——我在思考中、追问中也未能获得那些。然而，有了这一支点，有了《并蒂》的这一提供，我们或者会想得深些，它为我们的追问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这，是小说的应有审视。

——原载《芳草》2022年第4期

苦与乐的“辩证法”

——评梅驿的两篇小说

●刘诗宇●

梅驿的《晕床症》与《微苦》两篇小说，处理的是关于苦与乐的“辩证法”。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经说，快乐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伊壁鸠鲁当然没法想象未来生产力会发展到如斯地步，后世人们也从经史典籍中发现，对于几千年前的人们来说，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科技，只要一座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小岛就能孕育乌托邦的想象。也许落后的生产力，让伊壁鸠鲁口中的并列关系变成了因果关系：肉体上没有了痛苦，精神纷扰的概率自然就降低了。而现代人面临的问题则复杂得多。梅驿两篇小说中的人都丰衣足食，偶尔还能下馆子“浪漫”一下。但是谁又敢说，今天的人一定比古希腊时的人更快乐？问题出在了精神层面。

《晕床症》开篇就是两串品牌名称，昂贵的、高档的那一串是别人父母买给孩子军训用的；看上去也还不错但廉价许多的那一串则是主人公杜茜买给孩子的。人比人，气死人，想到孩子必须因为父母的“没本事”而承受人生的落差，杜茜就是一阵绝望。更绝望的是，杜茜并非不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但她的丈夫祝云涛却是个“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社会里活出了一种名流隐士的风范，变成了妻子们最讨厌的那一类丈夫。一边是“拖后腿”的丈夫，另一边是孩子的“期待”，杜茜的心里打着死结。杜茜的家庭组合，在文学、影视的历史中由来已久。古典叙事文学中虽然较少呈现底层百姓的生活，但诗歌中像“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句子却不罕见。进入现代，向日本文学、俄罗斯文学取法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大多映射这样的两性、家庭关系。当代文学中，当市场经济发展让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深刻体会到与时代的脱节与错位，当男性形象承担对现实生活“非暴力，不合作”的任务时，这样的家庭关系也会出现在文学叙事中。而在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中，也有大量夹在母亲、妻子、子女之间“生不如死”的平常男人。

所谓“晕床症”指的是杜茜与祝云涛分居，祝云涛在儿子面前挽留尊严的说辞。平心而论，今天男女平权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像祝云涛这种年轻时曾经在新闻界叱咤风云，有理想有才干，只因不愿与现实同流，一再错过社会上发财致富时间点的人看上去并非面目可憎。甚至当他数年如一日地蜗居在沙发上，通过网络视频讲解《论语》《庄子》赚取微薄的打赏时，这个形象看上去还有点可怜。然而这都是我们作为“外人”的看法，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读者也“设身处地”看到妻子眼中的丈夫。祝云涛的肚腩肥大、不修边幅，在与杜茜的房事中，还吐露出令人难堪的口臭。中年夫妻之间的歧路，永远不是“道不同”这么简单，这背后有着来自精神和身体方面的根本问题，因为复杂且涉及本质，看上去永远不可解，充满绝望的气息。并且这种中年夫妻之间的问题，远远不是“一拍两散”能够解决的，杜茜尝试出轨，但当她与另一个男人相处时，却还是在谈论着自己的丈夫如何不尽如人意。作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当女人在寄托终身的丈夫身上无法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她们绝少能做到迷途知返、及时止损，而大多数会变成押上一切的绝望的赌徒。

短篇小说《晕床症》《微苦》刊于

《青年文学》2021年第6期

如何应对生活的苦？《微苦》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故事中前夫和主人公“我”离婚的原因是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笑，寄宿在“我”家的母亲也不会笑，家里的氛围太“怪异”了。这里同样又涉及观察视角的里外之分，严肃或随和当然只是性格差异，但具体到二十四小时的衣食住行中，不会笑便成了严重的问题。一个陌生男人打破了这一切，王戎与“我”结婚，让我品尝到了身为女人的甜蜜，就连一辈子紧抿嘴角的母亲都时常被王戎逗得开怀大笑。

王戎有两个缓解痛苦的招数：一是读“特别难看”的《追忆逝水年华》，“我告诉自己，看到第五十页，生活就会变好”；二是“自嘲”，“人如果会自己嘲笑自己，就算打开了心结”。第一个方法是用一件更痛苦的事去转移原本的痛苦，第二个方法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接受痛苦，但只要还是“嘲笑”，痛苦本身的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了非常有趣的矛盾结构，“我”在饮食中抗糖抗淀粉抗油多年，明显是为了保持身材，但保持身材带给“我”的快乐微乎其微，爱人劝“我”吃下甜食才能带来快乐。王戎作为快乐的“发起点”，自己笑起来的面相看上去却相当愁苦，他有对抗痛苦的方式，但却在最后主动结束了和“我”的恋情。而“我”在恢复单身后才意识到，原来这种状态并不那么难以接受，“苦”的感觉也还不错。细究作者笔下的人，他们的行为动机本身就不是追求快乐，而是追求一种尚能忍受的痛苦，“苦”和“乐”之间的界限被人们懵懂的生存状态模糊了。

“她这辈子太苦了。而她又特别习惯这种苦。”“你知道妈为啥喜欢看《王宝钏》吗？就是因为王宝钏的苦能唤起她的苦，在这种苦中，她是存在的，舒适的。”这是《微苦》中“我”形容母亲的两句话，点出了小说的题旨，更切中了具有时代性的精神症候。如果我们对当代文学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就会发现大多数名家名作都倾向于书写苦难而非快乐，以至于我们要称之为“严肃文学”。相比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而言，现在的艺术家们倾向于认为悲剧、痛苦是更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而快乐常常显得浅薄或虚伪，即便是喜剧也都要用“含泪的笑”或“喜头悲尾”的方式呈现幽默或反讽。回到梅驿的小说，她的作品其实和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一起揭示着时代的奥秘——我们已经远离了伊壁鸠鲁言说的那个时代，生存条件的基本满足，扩大了痛苦的范畴，快乐指涉的对象和状态则缩小了。大多数人都要长时间生活在广义的“苦”中，“乐”则渺小又遥远，此时人们只能像王戎那样，用次级的痛苦锚定自身的存在感，并将自己的精神维系在远离更深层次痛苦的状态上。于是梅驿写到的“微苦”，就变成了与“快乐”矛盾而又相融的状态，变成了今天大多数文学受众身处其中或正在追求的状态。

对于梅驿个人而言，《晕床症》《微苦》这两篇小说意味着什么？作者早期的《祁美玉的忧伤》《脸红不是病》《梦死》等创作都有乡村、城市、工厂等具体场域、群体的指涉，而到了最近的这两个短篇小说，作者的创作颇有删繁就简、化茧成蝶的意味，切入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具有公共性与普适性的精神处境之中。在大的艺术追求下，作者的手段又非常朴实，塑造出的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引人同情。相信在未来的创作中，梅驿能为读者贡献出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作品。

——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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